国家文物局举行2021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

　　原标题：3月20日国家文物局举行2021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要进展工作会

　　3月20日，国家文物局、四川文物局在成都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介绍三星堆遗址考古和研究最新进展，以及十四五期间即将开展的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的情况。

　　今天我们在成都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介绍三星堆遗址考古和研究最新进展，以及即将开展的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情况。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2020年9月28日，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国家文物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2020年正式发布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管理指南，截至目前共批复11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2021年共批复66项“考古中国”相关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以考古实物证据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灿烂成就。

　　2020年11月14日，习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地处长江上游的川渝地区，文物资源丰富，文化面貌独特，巴蜀文化不仅地域特色浓厚，还与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着广泛而频繁的互动交流。开展巴蜀文化考古研究，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长江流域文化发端、发展以及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能够更好地梳理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框架，认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自古以来的密切关系，更好地讲好长江文化故事。

　　近期，我们批复了《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考古工作计划（2021-2025）》，并将其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就是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重要遗址。我们今天的会议，重点介绍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考古研究的新进展，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的整体计划，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也向媒体朋友们介绍我们的最新进展情况，让群众能够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首先介绍一下参加会议的专家和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丛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

　　参加会议的还有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考古处、四川省文物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金沙遗址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相关单位。

　　参加会议还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文物报以及四川省的媒体朋友们。欢迎大家的到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我汇报的题目是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汇报内容有四个部分，一是遗址的概况，二是考古情况，三是主要收获，最后谈一下后续的工作计划。

　　第一部分，遗址的概况。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江、沱江支流，南距成都约40公里。三星堆得名于清代嘉庆年间，由于遗址范围内马牧河南岸台地上分布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故名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9年，1934年首次发掘以来，经过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多次考古调查，遗址大致情况已基本清楚。此后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主体的相关机构，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近20次的勘探和发掘，并进行了调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下面讲一下勘探工作。2012年至201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发现了包括城墙、壕沟、水门、古河道、建筑基址等一大批重要的文化遗迹。

　　接下来讲考古工作的调查工作。2011年到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鸭子河上游和南北两岸开展了拉网式调查，调查面积约55平方公里，共发现商周时期遗址17处，其中16处为首次发现。其中有三处遗址的年代明确晚于三星堆遗址第四期，与二三期分布范围大致相当。由此可见三星堆遗址的第四期时期，三星堆遗址所在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依旧十分强势。

　　2016年10月到12月对石亭江流域和小石河流域约210公里范围进行考察，发现遗址11处，采集点2处。通过多年的调查，一个超大型遗址与周边数十个同时期的中小型遗址共同组成的复杂社会的聚落形态初露端倪。

　　下面讲考古发掘。三星堆遗址90余年来的考古发掘历程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是探寻文物阶段，是上世纪30年代。第二个阶段是确定遗址范围的阶段，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第三阶段我们叫建立文化与序列的阶段，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第四阶段总结为聚落考古阶段，主要是“十二五”期间。第五阶段是社会考古阶段，主要是现阶段。

　　一是全面摸清遗址的遗存分布情况以及保存状况。这是我们认为的三星堆遗址的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区域。二是基本建立起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编年体系和从宝敦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十二桥文化的考古文化发展序列，确立了三星堆遗址是长江上游延续时间最长的先秦时期遗址的地位。三星堆遗址近几年来发现了一些战国时期的东西，很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多，三星堆遗址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发现很多。

　　三是初步明确三星堆三重城圈格局。第一重是月亮湾小城，城圈内分布着大型建筑区和祭祀场所以及疑似手工业作坊区。第二重南界为三星堆城墙，为普通居住区。第三重南界为南城墙，是祭祀区，城圈以外有墓葬区。

　　三星堆不是一天建成的，目前已经初步掌握三星堆遗址的三种城墙墙体结构。第一种就是单向堆土。第二种称之为双向主副城墙式。第三种结构称之为大平层式墙体，年代大概在商的中晚期。三种不同的城墙结构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修建年代。这三种墙体结构修筑完以后最终形成面积约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

　　青关山大型建筑区，有四处坚固基址。最大的一处残存建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建筑面积商代单体建筑基制。勘探结果显示在F1所在的大型建筑基制群以下普遍存在三到四层厚薄大致相同的堆积，这样的堆积总厚度超过4米。这些现象提醒我们，青关山可能存在三星堆城址各个时期的最高等级建筑。换句话说，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三星堆城址最高等级区所在。

　　仁胜墓葬区，一共发现了37座中小型的坑墓，均不同于基本同时的宝敦文化。1986年发现的一二号基址。一二号坑出土的器物和独特的埋藏现象充分反映了三千多年前古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黄金加工技术，与其他地区广泛的交流互动以及十分独特的宗教信仰、祭祀形态与造型意识。由于1986年一二号坑的发掘属于抢救性质，因此没有对祭祀区进行全面了解。2020年10月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一二号坑所在区域开展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明确了祭祀区的空间格局。新发现6座祭祀坑，与之前发现的两座祭祀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遗址城墙与南城墙台地的东部。此外8个坑周围，还有与祭祀活动相关的圆形沟槽等等。

　　这次祭祀区的发掘我们本着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原则，在发掘现场建了临时的考古大棚和发掘舱，建立了保护平台，文物保护、信息提取系统与运载系统。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丝绸博物馆等33家高校文博单位、考古研究院（所）展开合作，对数字化测绘、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玉料来源、稳定同位素分析、现代仪器分析等领域的相关课题进行研究。多机构多学科聚力起到良好的效果，充分展现我国新时期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

　　北京科技大学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做了四、五号坑青铜器残渣表面的成分分析、金带荧光光谱分析，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做了四号坑灰烬层高光谱检测分析，中国丝绸博物馆团队通过显微观察在四号坑灰烬中发现纺织品痕迹，可能附着于青铜器表面，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到四号坑灰烬有残留的蛋白，说明四号坑曾经存在丝绸。

　　小结一下。通过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三星堆一个由大型城圈、公共墓地、居住址等一系列不同材质、不同等级出土文物构成的面貌已经初步显现出来。根据目前的发现与研究成果，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从距今四千年延续至距今两千年，即夏商时期。向南深入青衣江大渡河流域、雅安石棉等地，向东至长江涪陵一带。三星堆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包括广汉三星堆遗址、青白江遗址、青白江三星遗址、盐亭张家坝遗址、涪陵镇安遗址等。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完善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并进一步认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偏早阶段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高原的考古学文化联系。

　　三星堆遗址以青铜圆雕像、金面具、金杖等为典型器物。铜台、铜铃等出土器物，体现了三星堆文化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夏商文化进行了交流与互动。我们发现三星堆与金沙、二里头、安阳殷墟、三星堆宝山都有相关联系。

　　下面讲一下后续计划。按照“考古中国”项目计划，下一步将对新发现祭祀坑开展精细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并将三星堆遗址纳入整个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体系，为进一步认识巴蜀文明内在特质和联系，探索中国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文明化进程而努力。

　　大家上午好。我代表项目组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们在整个2021年到2025年川渝地区要做的重要的工作安排。在川渝地区，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能够有什么样的预期成果。

　　第一方面，简单介绍一下项目概况。之所以把川渝地区的巴蜀文明单独提出来，不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地区非常接近，更在于历史文献来看，川渝地区处在巴蜀文明之中，而且巴蜀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域，也是见证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典型案例。所以我们想好好在这一块做一下。

　　从时间范围来看，主要涉及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中期，就是巴蜀文明从起源发展到融入中华文明过程当中。从空间范围来看，除了成都平原、川东地区和峡江地区，还有四川盆地的川西山地和川北地区，还涉及到陕西南部、湖北西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甘肃南部。

　　从研究现状来看，经过了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致建立了川渝地区的整体框架，当然这个框架是比较粗的。在距今三千年左右，川渝地区的营盘山文化，峡江地带的大溪文化，还有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以及峡江的中坝文化，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晚期的春秋战国时期，非常重要的就是巴蜀文化，在这个时期已经融合在一起。与周边文化关系的研究为考古学开展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奠定了基础。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还是很多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基础材料，第二个就是研究方法，第三个就是理论方面。

　　总体来看，之所以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基础材料缺乏。基础材料，第一个就是家底不是很清楚，特别是川东地区。川西地区做的工作比较多，川东地区和峡江地区大量的地下文物还不太清楚，已发现的文物点的认识还不足。很多考古发掘报告、调查报告还没有出版，严重影响了我们对于这一区域内文明进程的探讨。从研究方法来看各自为战的方式，使大家无法相互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去探讨相关的问题。

　　第二就是多学科的参与程度还不够，也是从研究方法来说要进一步加强。第三就是理论方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囊括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过程。虽然都在做中华文明起源工程，但是从长江上游理论方面的总结和认识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基于上面的问题，我们在这个文本当中提出了几个方面要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一个就是框架和谱系的重新梳理。第二就是由社会复杂化导致的文明形态和模式的研究。第三个就是巴蜀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互动与发展。最后就是巴蜀社会资源如何控制的。

　　基于这样的想法，从2020年开始川渝四家单位协商，用了一年时间打磨了这样一个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项目文本。在今年一月份报送给国家文物局。并经过多轮专家组的评审，开了许多会议，请了很多专家对我们这个项目进行把脉。

　　十几天以前，国务文物局批复了方案，现在项目组正在重新打磨这个文本。国家文物局做了一个附件，提出了28本积压的考古报告。这是在未来五年当中任务非常重的事情。

　　第二方面，说一下学术目标。我们主要是立足于川渝地区历年来的考古重要成果，以田野考古为主要手段，通过揭示重点考古遗存，解决一些重要和观念性的问题。总体学术目标就是首先搞清楚这个区域内考古学文化年代框架和谱系，在此基础上探讨文明进程的研究。这项目分两个重要的板块，第一个就是重点项目，第二就是关联项目。在重点项目下又按时代不同分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代和战国秦汉时代。

　　新石器时代，主要从区域视角探索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路径和模式，重点研究成都平原和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态和社会性质，以及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夏商周时代，最重要就是探讨川渝地区从史前时期的文明化到夏商周文明的转型过程，梳理川渝地区在中国南北和东西文化交流中节点地位以及中原文化势力历次南下过程中的影响。在早期可能是文化之间的这种交流，从秦灭巴蜀以后大量人群是如何进入四川盆地的，他们与四川盆地原有的人群是如何相处的，这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秦汉时期，最重要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通过墓葬，这么多年发现很多墓葬，探讨中期墓葬的分期和年代序列。第二就是做城址，由城址和墓葬带来的一系列的事件到底反映是什么，这些事情背后的历史事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考察热点。再一个就是我们也想通过一些铁器方面的研究，阐述巴蜀文化是如何融于中原文化体系的。

　　关联项目，最重要的就是，成都平原和整个川西北和川西南地区的资源调查，使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巴蜀两国是如何对于青铜、玉石、盐业进行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组织和管理问题。

　　最后说一下技术路线。总的技术路线就是以现代技术为支撑，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多学科参与的综合式研究。首先是立足于田野，主要是对已有的田野考古材料梳理，并对已有考古点进行重新认识。在此基础上审慎地开展若干新的田野考古工作。通过田野考古工作收集，将开展专题研究，比如环境和农业研究。专题研究指导和统领田野考古发掘的项目。

　　长期以来川渝地区的资料各自为战，而且很多资料很难数据化，这么多年一直探索实施一个统一数据库的问题。整个项目组会分成两个大的数据库，一个是巴文化数据库，一个是蜀文化数据库。大的材料都会在这两个数据下显示，可以和两地不同的学者之间交流。第二方面我们也想做的考古工地标准化，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很多规则，但是针对川渝地区不同的遗址如何去做，我们目前正在承办试点考古工地标准化建设，希望这个试点可以进一步推广。

　　再一个就是多学科参与的问题。这个项目实施以来一直在跟不同的高校、科研院所也在合作。有33家单位共同参与到了三星堆遗址相关工作。在川中地区也一直在做多学科参与，包括青铜器分析、锶同位素，以及大的环境和农业方面，一直是这种开放合作的模式。

　　项目设置，第一个就是田野考古方面，第二就是专题研究。田野考古一是区域调查，二是重点遗址的考古发掘。专题研究也非常多，主要涉及到聚落、结构及社会整个文明化的进程情况。

　　工作计划。新石器时代主要的工作在成都平原这几座城址中，除了三座古城开展考古调查和试掘以外，宝墩遗址做了很多年，大体的结构比较清楚，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是不是有高等级的建筑和单独墓葬区还不太清楚。所以未来三年每年计划对这些遗址进行发掘，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宝墩的考古发掘报告。

　　夏商周时期，主要是川东地区的系统调查，重点考古发掘项目。除了三星堆遗址以外，包括成都龙泉山、重庆梧桐土遗址，同时也要开展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大型报告编写工作。以三星堆遗址为例，前面已经做了非常好的梳理，也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目标。需要说明的是，在2021年、2023年和2025年将分别整理出版三星堆遗址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战国秦汉时期，重点落在巴文化这一块，与重庆充分协作。川东地区做的就是罗家坝遗址、渠县城坝遗址。城坝遗址这两年比较清楚一些，这个遗址也非常重要。存在未来三年时间进一步理清的问题，并且在2024年、2025年整理出版相关的考古报告。

　　要做了这些有一个预期成果，包括国家文物局给我们的任务。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完成了，正在做最后的校稿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举办讲座32场，开展公众考古活动35场，同时接纳川渝两地学校老师，推进巴蜀文明进程的研究。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组织实施。这个项目牵头单位是我们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单位包括重庆、成都和四川大学。在整个项目之中设立了项目组、秘书组和专家组。项目实施和工作机制方面，每年都会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按照计划进行实施，实施过程中相互之间，川渝两地学者之间进行交流。在项目中期或者结束之后进行检查验收。作机制方面采取了分工协作深度融合的方式，这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包括与重庆在川东做的工作。

　　我们讲完了以后给记者朋友留出更多的时间，有专家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我们这是第一次在京外做关于“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工作推进会，什么叫“考古中国”？就是把考古学放在中华文明进程和发展过程中，来看待中国的考古工作。到目前为止，国家文物局已经批准或者已经明确组织了11项。比如河套地区，涉及陕西、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还有青海的一部分，对于整个中华文明北部地区的大块集成性的研究。

　　第二个是长江下游地区，包括浙江、江苏、上海、安徽和江西，对这个地方的文明化进程，这个地方有重要的文化发现，加上又是江南腹地，它的整个文明化进程是怎么样的。

　　还有海岱地区，江苏、河南等等一部分地区构成了古代东夷怎么发展的，是我们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讲孔子，到山东讲“一山一水一圣人”，这也是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地区。

　　还有长江中游地区，主要是以湖南湖北为核心，还有江西的一部分。这个地区的文明化、楚文化等等一系列的中华文明的整个进程，在这个地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另外一个是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河南的同志特别关心，说你们做了那么一圈把中间忘掉了。我们没有忘，那个地方就是中原地区的文明，是以夏文化研究为主体的。另外，我们考古中国项目还包括西藏和新疆，新疆更多的是丝绸之路以及和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探讨中华文明多元、统一多民族形成过程等方面。目前来讲，川渝地区的考古中国项目是提得最晚一个。我们要组织四川、重庆，还有川大、北大、西大，还有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相关机构。考古中国项目都采取了联合、集成、多学科的方式。我想，“考古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中国气派是什么？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做好考古工作，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推动下，做好关于川渝地区文明化进程课题研究。

　　这次三星堆遗址有6个祭祀坑被发现。从目前看，三星堆遗址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商周时期，算是在四川地区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代遗址。通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来看，从宝墩文化开始一直到十二桥文化时期，不管分四期还是六期，三星堆遗址在这个地区算是具有一个文化标杆标尺的性质。而这个文化又包括了几位专家讲的，既是四川地区文化传统的体现，又表现了其与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的关系，是解读成都平原以及川渝地区文化的钥匙。

　　关于三星堆6个祭祀坑的发掘工作，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个是发掘工作准备充分。我们1986年的发掘是偶然的发现，是农民烧砖取土发现的，是“抢救性发掘”。但是今天完全不一样，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是主动的，是为了解答问题而开展的工作。大家看到，过去是保护棚，现在使用考古工作舱，使我们的考古工作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可以从容地做一些工作。这也是我们主动性发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第二个方面，我们在发掘这6个祭祀坑的时候，集中了30年的疑问，是带着问题在进行考古工作。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年代上的问题、文化特征的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它的性质问题。今天我们对一些问题要逐步地进行解答，或者找到新的依据，解读一些线索。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去解答这些问题是有准备的。这叫学术准备充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三十年来，从宝墩、三星堆，到金沙、十二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我们更加了解成都平原的历史。

　　第三个方面是技术准备充分。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田野考古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是不仅仅局限于田野。现在各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更多可能，提取相关的信息。例如从发掘参与单位丝绸博物馆做的丝制品的分析、蛋白质的分析，让我们既可以看到遗迹，也可以看到科学检测的结果。基于考古学这30年整体的发展，这次发掘在技术上有了一个很好的准备，才可能组织起一个多学科多团队的工作。

　　第四个就是四川考古工作实施的开放政策，可以让更多省外的研究者一起来研究。三星堆的考古工作，是不同学科不同部门的合作，建议每天要有一个会，各个队集中起来讨论问题，为考古发掘和后期研究做好准备。

　　这次发现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古代社会的了解。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和四川省委省政府一道，扎实推进三星堆整体的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支持四川省在促进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彰显这个地区的文明文化，包括文化自信，惠及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做探索，同时也促进巴蜀文明的整体研究、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要树立课题意识，坚持多方合作。我们整个工作就是按照习总书记“928讲话”的要求，立足解决重大历史问题。在中国历史中巴蜀地区的历史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把三星堆的文明作为一个重点和重要的标尺，进一步了解整个遗址整个文化的来龙去脉，以及整体的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祭祀坑更是这样。我们也欢迎国际上的其他考古团队参加我们的工作，但是要坚持以我们为主的原则。这样可以集中国家的优势和力量联合攻关，体现“考古中国”的特征。希望通过多学科的结合，建立新时代考古学的工作和组织、建立解决重大问题的范式等。

　　第二要重视现场。考古第一现场很重要，要加强精细化的考古工作，重视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和出土文物的记录。对于一些有机质的文物，包括碳化文物，脆弱文物，要及时处理。可以采取实验室考古的方式来做。另外一个就是要科学采集样品，要避免干扰或者污染。一个是及时，一个是安全。这是考古工作能够更加深刻，或者更加深入解决的问题。细节决定成败，精细程度决定整个发掘信息提取的丰富程度，从而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和学术影响。今天的考古工作有方舱，有实验室，要考虑怎样做得精细。

　　第三，一定要把三星堆放在大的范围中去讲，就是注重区域整体研究，扩展学术视野。对于三星堆我们设计了很多问题，我觉得还要不断完善。比如说族群问题，使用DNA分析研究可以解决族群问题，比如环境问题，大家会关注那些象牙从哪儿来，当初四川是不是有这么多大象。还比如资源、技术等问题，青铜器在哪儿铸造的，是在外面铸造好运回来的还是怎么样。这些问题都要有所涉猎。还有一些问题，特别是金沙以后这一段时间，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都要关注。

　　川渝课题有一些缺项，例如巴蜀文字研究。巴蜀文字研究现在叫绝学，应该列入整体研究中。还有跟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上游文化的关系，始终把巴蜀地区放在一个全方位的概念里面，放在长江上游，或者放在东南亚地区，放到全国范围内来探讨重大的问题。川渝地区整个文明化进程是放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来看四川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流域包括黄河流域文化之间，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文明的问题。

　　最后一点，这些年三星堆遗址研究成果的公布还是有一点保守。下一步考古资料整理，报告出版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但同时综合性研究也一定要跟上。

　　有一个问题提给专家。相比于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横空出世的考古发掘，本次发掘有什么值得讲述的亮点特征，以及你们印象深刻的故事？三星堆文化在公众心里面是非常神秘的存在，现在的发现能解答三星堆文化哪些未解之迷呢？

　　1986年的发掘是三星堆文化高层次的东西，第一次面世，所以它会引起国内外学者和公众的极大关注。我们过去都看惯了容器，坛坛罐罐，突然出现一些青铜人像、神像还有动物形象，大家感觉很吃惊。因为中国以前好像不铸造这些东西。但是那一次的发掘是抢救性的发掘，它只发掘了八个坑中间的两个坑，是不完整的。很多东西都是残破的，都没有办法修复。这一次首先一共是6个坑，加上原来两个坑在一起，就可以复原出当时人们在埋藏这些器物的空间，复原出里面的内容。如果今后再修复的话，如果能修复出几套，神像是几个，神树是几棵，传说中是三棵，就真是和神话环环相扣了。再把里面的人像神像，祭祀用器、礼仪用器全部复原出来。过去虽然做了初步复原，但是还有好多东西上不去，比如那个尖是什么样呢？都不知道。这次发现会对我们完整认识三星堆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这是完整性。

　　至于会不会出现新的东西，我想肯定会出现新的东西。过去一个坑在这边，另外一个坑在那边。中间这些坑肯定有一些装神像的，或者里面只有人像。再加上我们是精细发掘，好多有机质的东西，过去没有能够提取出来，现在就有可能提取出来，比如木质的人的身躯。我们发现那么多头像，身躯是什么？大家以前推测是木头的，现在看好像已经有木质的像身躯的东西在出土。所以肯定会有新发现，只是现在这些刚刚露头。我想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理解新发现的意义。当然，更深入的理解还有赖于发掘的继续信息和全部信息的披露。

　　三星堆1986年发现的文物当中，很多老百姓觉得有一些域外文明的特征。这次发现一个方尊，跟中原文明联系紧密。这次新发现早期的域外文明的交融趋势吗？或者让三星堆本土文化显示得更加清晰。

　　谢谢，刚才很多专家都已经提到这个问题，包括雷雨先生汇报里面也讲到。巴蜀地区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和长江下游地区有关联，有玉器。在三星堆遗址里面清晰地看到这种交流，就是从这些铜容器上可以看到输入性。比如这些铜容器不光在形态上，甚至在装置上、在铸造技术上都有完全不同的系统。现在对于青铜器的研究，在这些方面的特征总结都比较成熟，比如南方的青铜器肩部会有连体小鸟，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可以看到的，形成很明确的特征，包括兽头也是挂在肩部等等这样一些特征。

　　这样一些文化特征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些容器看上去是中原文化系统，的确是中原文化的器形，但是同时形成和中原文化不一样之处，这是长江中下游某一个区域里面的青铜文明的特点。相关的器类在出土地点上，可以看到自东向西的交通线路非常完整地体现出来。比如发现的地点，东边在安徽，再往西到岳阳、华容，湖北江陵等、重庆巫山，顺着长江而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另外一个就是三星堆这里面可以看到非常直接的中原文化的因素。中原的因素的东西在三星堆本地青铜器里面也有很明确的借鉴，核心的一点，就是三星堆文化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1986年神树或者祭坛上有一个铜器，就是一个人顶着一个青铜尊，从这一点来说可以看得出青铜文明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清晰的。

　　想请教一下，刚才发布会提到了有发现丝制品。这个有什么样的意义？是包裹在青铜器外面还是单独存在的？

　　在祭祀坑里面发现两种存在，一是在灰烬里面发现丝绸，一是在在青铜器周边发现丝绸。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丝绸，虽然年代并不是最早的，但是还是很让人兴奋的。因为目前发现丝绸有三个场境，一个是在遗址里面，一个是在墓葬里面，一个是在祭祀坑里面。丝绸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里面一直扮演不同的角色。最高层的角色是祭服，沟通天地人神；第二是作为尸服，包裹尸体用的；第三个层面就是日常穿着。

　　某一种意义上来讲，祭祀坑里面发现丝绸，把丝绸的功能提到一个相对形而上的层面。因为祭祀是最隆重的场合，刚才讲到的礼仪场所，宗教信仰、宇宙观念都可以得到体现。丝绸在这里面发现了代表什么呢？代表丝绸作为一个沟通天地人神的物质的载体和媒介，最早的丝绸一定不是用来做漂亮衣服的，而在于沟通天地人神。为什么古人在这个时候能够选择丝绸，或者丝绸为什么会被荣幸地被选择作为一种沟通天地人神的载体呢？其实这是与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契机相关的。“蚕”分开是“天”“虫”，说明能够沟通天地的。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把对天地生死的概念赋予到小小的昆虫上面？大家养蚕就知道，蚕的生命周期，从卵到幼虫到蛹到成虫，很短。这个过程反映了人们自身的生死。很多时候可以看到，丝绸、蚕、桑树构建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死观念。神树上面有太阳，它是桑树，还有蚕有丝。这次发现让我们非常高兴，把丝绸的功能提升到祭祀的精神层面。

　　第二，从丝绸之路来讲，为西南丝路提供了非常好的考古学思考。丝绸出现在关于四川的神话里面。五千多年前巴蜀就带着玉和帛去见大禹。到了战国，在成都的百花坛遗址里面有一个铜壶，就清晰地篆刻了采桑图等，成都四川盆地，地下水位比较高，所以很难在墓葬里面找到丝绸。但是在新疆可以找到产自于四川的丝绸。很多的敦煌文书里面大量讲到这方面。

　　四川有盐有铁有丹砂，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产就是丝绸。我觉得我们要研究川渝的文明化进程，不要忘掉丝绸。丝绸作为纺织品考古来讲是比较弱的，但是丝绸是关乎国计民生，关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非常具像的载体，一路伴随中华五千年走过来，在我们文明进程中丝绸的作用功效和意义得到充分体现。期待三星堆考古可以出更好的丝绸。现在只是看到一些痕迹。同时希望在川渝考古文化进程中可以找到更多的丝绸，勾勒出整个西南丝路，结合传说、史料和考古学实证，往西南边可以到西藏，往西北边可以去新疆。我们在西藏有工作站，在新疆有工作站，在西藏和新疆积累了很多考古学的数据，再加上四川这条路就会通了。预祝三星堆能够在丝绸纺织考古上面取得更多的成绩。

　　六个坑同时在进行中，三号四号五号进入器物层的层面，其余的六七八号坑还在进行发掘填土，是这样一个进度。

　　亮点，第一是金面具，五号坑的黄金面具。第二就是三号坑有大批改制的青铜器，第三就是有一些青铜容器的质量特别好，应该是超出当年一号坑二号坑的。还有就是刚才周暘老师讲的丝绸，肯定是一个亮点。

　　这次发现大口尊研究意义在哪里？这次三星堆发掘之后会不会重启金沙遗址的发掘工作？

　　三星堆这次新发现的有方形的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除了尊增加了种类以外，还有在以前被误认为是三星堆的铜神坛的非常复杂的青铜器。它后来被放大，在室内做了一个祭坛，在外面又做了一个祭坛。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祭坛，就是一个锅，但是是一个有神兽、有人顶着的方尊形象。方尊形象就要有一个摹本，这次终于有摹本了，这次找到了仿效的对象，实际用的方尊有了。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就古蜀文明的研究，巴蜀文明的研究，这样一个大的“考古中国”重大进程，要开展很多工作，不是说只是发掘一处遗址，我们应该有一个整体的思考。首先我是觉得应该对川渝地区进行一些系统调查，还要对地下的文化遗存站在新的高度新的起点有一些更全面的调查成果。所以还是可以说重启系统性的考古调查，这个太重要了。

　　在考古调查基础之上，我们要进行勘探和试掘。要弄清一些遗址的年代，一些基本的性质，要对特别重要的重点的遗存进行发掘。这个全过程都是在国家文物局统一的引导之下开展，尤其是考古发掘。科学发掘，不是一个简单的取土工作，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金沙遗址的研究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金沙周边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大家很关心的大棚里面的发掘，要根据我们的文物技术水平，我们的科学研究既有成果，我们准备的状况。比如说大家很关心是不是对象牙坑进行发掘。我们要努力探寻技术路径，很多探索还没有完成之前还是要谨慎而为之。最近在晚期巴蜀文化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正是有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成都考古研究院，也包括川大，包括全国各地几十个学科单位的加入，有望在川渝地区巴蜀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感谢新闻界的媒体朋友们，希望你们继续支持关注中国的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