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人类互联网史50多年波澜壮阔、百舸争流

　　编者按：当下，人类互联网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性抉择。在这一关键时刻，回顾互联网50多年的发展历程，寻找互联网初心，总结互联网精神，显得格外重要。2022年11月6日-7日，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等地的互联网历史研究专家在乌镇以“线上+线下”的形式汇聚一堂，展开互联网史学术研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方兴东等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12期刊发首届互联网史国际年会综述。认为，来自中国的十多位专家学者的主题发言以及“中国互联网30年”专题研究成果，与美国及欧洲、亚洲、非洲、拉美等各大区域的互联网史研究成果，共同汇合成一幅全球互联网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标志着全球互联网史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与互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2022年11月6日-7日，首届互联网史国际年会在乌镇召开。这不仅仅是中国首次组织类似的会议，在全球范围内也具有开创性。来自美国的马克·韦伯（Marc Weber）、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杰·豪本（Jay Hauben）和伦达·豪本（Ronda Hauben），来自欧洲的本·西格尔（Ben Segal）和哈肯·维姆·莱（Hakon Wium Lie），来自韩国的全吉男（Kilnam Chon）等当今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关键学者，是创造历史和参与历史的互联网先驱，代表着当今世界互联网历史研究的重要力量。这次会议也是中国和国外互联网史研究的第一次全面对接，尤其在迎接中国互联网30周年前夕，这样的国际年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来自中国的十多位专家学者的主题发言，以及“中国互联网30年”专题研究成果汇报，与美国及欧洲、亚洲、非洲、拉美等各大区域的互联网史研究成果，共同汇合成一幅全球互联网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标志着全球互联网史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与互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作为互联网的诞生地，在互联网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处于中心位置。以美国为主的区域互联网史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导着互联网的“全球史”叙事。从Katie Hafner和Matthew Lyon的英雄传记《术士们熬夜的地方：互联网的起源》（Where Wizards Stay up Late：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et），到Peter H. Salus的《铸造网络：从ARPANET到Internet及其他》（Casting the Net：From ARPANET to Internet and Beyond）；从珍妮特·阿巴特（Janet Abbate）《发明互联网》（1999）为互联网历史写作搭建的“标准框架”，到互联网编年史；从帕特里斯·弗利希（Patrice Flichy）所构建的互联网的社会想象，到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对互联网精神的追溯，以及互联网之父们共同书写的《互联网简史》（2009），互联网历史几乎就是美国互联网历史，涵盖技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

　　对互联网史叙事的反思和重塑以及全球互联网史研究的崛起，成为互联网史走出美国的重要推动力。从James Curran（2012）等人在《对互联网的误解》（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中对标准模板的突破和对非西方互联网发展图景的勾勒，到Martin Campbell-Kelly（2013）等人在《互联网的历史：缺失的叙述》（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et：The Missing Narratives）中对20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计算机网络历史重建所做出的努力；从《互联网历史》（Internet Histories）建刊，到全球互联网史研究论文集《劳特利奇卢德里奇全球互联网史手册》的出版，互联网史全球视角的不断丰富却又导致了美国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失落，并逐渐将其视为一个批判和反思的对象，一个大“他者”。

　　首届互联网史国际年会上，多位来自美国的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关键学者带来了一系列新视角、新理念、新论点。

　　硅谷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互联网项目主任、互联网历史项目管理总监马克·韦伯回顾了互联网的发展历程，认为从诞生初期到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能够看到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节点”事实上都源于一种“幸存者偏差”——几乎每一个成功的标准、产品或公司都是与数量繁多的竞争对手完成激烈战斗后的幸存者。他认为，“比起公众的众说纷纭，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说法，真正的科技进步通常更像是淘气的灯神听见了一位技术人员的心愿，开心地让其愿望扭曲着成真”，于是“我们很难预测未来具体会发生什么，因为有太多不稳定的转折点”，但可以通过思考一些问题来总结和运用经验法则。

　　为什么硅谷会在20世纪60年代崛起于旧金山半岛？为什么计算机技术会在1965年至1975年这10年间诞生于这里？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马科夫在演讲中系统梳理了硅谷早期的历史和影响，深度剖析了斯图尔特·布兰德思想的来源及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美国科学史和计算机通信（网络）研究专家杰·豪本回顾了约瑟·冯·诺依曼等科学家对计算机技术的设想以及美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表明计算机技术的传统在于追踪分享和跨越边界。他认为，“互联网本身的作用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成为一个更大的世界的一部分”，而“网民模式可以科学地描述新兴的受互联网影响的社会，从而帮助社会从目前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到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社会”。

　　美国互联网网民领域专家伦达·豪本围绕其在20世纪90年代所著《网民：论Usenet和互联网的历史和影响》一书，讨论了参与性全球计算机网络的创建和发展，并对美国政府的网络监管历程进行了脉络性梳理。豪本认为，网民的出现代表了互联网历史的重要发展，同时，约瑟夫·利克莱德关于交互式计算和计算机作为通信设备的论文为后来的美国网络成就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利克莱德的‘星系间计算网络’将人们连接起来的愿景，代表计算机科学出现了重要的概念转变。”

　　谈起互联网的起源，人们通常认为，互联网始于1969年建立的阿帕网（ARPANET），是在美国政府的资金支持下研究和发展起来的。然而事实上，欧洲也是互联网缘起与发展的关键力量，特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在促成互联网的三大奠基性技术——包交换技术、广域网技术和互联网协议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美国为中心的互联网史早期专著主导了互联网史研究的基本叙述，导致欧洲的作用被明显低估和淡化。

　　这一严重缺陷逐渐受到众多欧洲互联网史研究者的批判，他们呼吁更广阔的研究范围——从“互联网历史”（Internet Histories）转向“网络历史”（Net Histories），关注主流历史中那些“缺失的叙事”。

　　贾马尔·萨因（Jamal Shahin）率先在“欧洲互联网史”（A European History of the Internet）一文中系统回顾了欧洲在数据网络早期发展和互联网基础协议开发上的努力，以及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在互联网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奥利维尔·马丁（Olivier Martin）在《欧洲研究网络的“隐藏”史前史》（The Hidden Prehistory of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ing）一书中介绍了1984年至1993年的欧洲研究网络历史，阐明了一些鲜为人知且常被遗忘的事件，并对欧洲国家研究和教育网络（NRENs）的政治和技术成就进行了批判性评估。

　　然而，欧洲虽然抢占了互联网早期发展的先机，但随着互联网的全球普及和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强势崛起，其领先地位逐渐丧失。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作为手机的发明地，欧洲并没有充分发挥其2G数字手机在全球取得的成功优势，而是在一次次移动浪潮中逐渐掉队。直至今天，欧洲的数字竞争力已远远落后于中美。

　　尽管欧洲在数字技术创新和互联网产业发展方面不及中美，但却在网络治理领域领跑全球。近年来，随着《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字市场法案》（DMA）和《数字服务法案》（DSA）等法规的相继发布，欧洲在互联网学者笔下的角色也从“互联网早期技术的拓荒者”逐渐转向“网络治理制度的先锋”。

　　安德烈·萨文（Andrej Savin）概述了欧盟互联网监管关键领域的最新进展，并对相关决策和治理进行了批判性评估。他深入分析了相关法律文书相互作用的方式，并比较讨论了欧盟和美国的不同表现。

　　中国学者方兴东和钟祥铭以每10年一个阶段梳理了全球互联网治理困境和欧洲治理进程，指出欧洲作为全球网络空间规范、规则和行动的引领者，与美国在互联网创新和超级网络平台的全球领先，以及中国作为全球唯一十亿级网民大规模同时在线的单一市场，共同形成了全球网络空间美中欧各具优势的三足鼎立之势。

　　在首届互联网史国际年会上，来自欧洲的互联网历史研究专家基于个人与历史视角的讲述，为我们把握欧洲互联网史研究现状提供了一种具象感知。

　　计算机科学家、互联网推动者本·西格尔——CERN（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内部计算机网络开发者、万维网（的创建者蒂姆·伯纳斯·李的导师之一，讲述了TCP/IP和互联网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和欧洲所经历的曲折发展历程。他认为，TCP/IP凭借简洁明了的优势赢得了协议大战的颠覆性胜利，“自下而上”从此替代“自上而下”，成为互联网发展的基本动力。

　　CSS的创始人之一、Opera Software的首席技术官哈肯·维姆·莱，则介绍了早期阿帕网和互联网在挪威的发展历程。他提到，阿帕网是互联网的前身，而挪威是除美国之外第一个被阿帕网连接的国家。其中，技术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时的挪威具有三大地震检测中心之一，能够为冷战提供支持。自此，互联网协议成为挪威电信学者的研究重心。

　　在邂逅全球互联网的最初15年里，亚洲互联网的总体发展情况并不理想，且内部各国间出现了明显失衡。

　　这一时期，互联网研究者们围绕着亚洲互联网早期发展受阻和发展失衡的原因进行了大量探讨。

　　伴随Web 2.0技术的兴起，亚洲互联网的发展在21世纪初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根据蒂姆·比尔（Tim Beal）的说法，来自亚洲的互联网用户比例在这一时期急剧增加。中国尤其如此。中国政府在技术上的大量投资使得网民数量飞速上升，从2002年的3300万增加到2008年的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为全球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

　　面对互联网全面且持续的蔓延态势，学者们开始尝试评估互联网对亚洲政治实践和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因德拉吉特·班纳吉（Indrajit Banerjee）首次描绘了互联网在21世纪初对亚洲治理的影响，主要包括民主化、网络安全、电子政务、技术协调以及互联网政策和监管五个方面。

　　鲁德拉·普拉丹（Rudra P. Pradhan）等人研究了2001年至2012年间亚洲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实证结果表明，ICT基础设施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于亚洲特定背景下崛起的互联网在释放特别“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特殊的问题与挑战。

　　21世纪10年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推动亚洲走向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在此阶段，亚洲的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游戏产业蓬勃发展。

　　麦国祺（Kwok-Kei Mak）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与美国和欧洲相比，沉迷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等网瘾行为在亚洲青少年中更为常见，而学业压力和社交习惯等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Leo S. F. Lin和约翰·诺米科斯（John Nomikos）指出，由于数字技术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亚洲地区的网络犯罪显著增加，成为全球网络犯罪的中心。这一阶段，互联网的“双刃剑”属性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深入探讨。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20年代的今天，亚洲已成为新一代数字技术发展与创新的深度参与者。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博弈交织叠加，国际局势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在此背景下，数字鸿沟和数字治理成为亚洲各界的核心议题。

　　谷歌亚太区总裁斯科特·博蒙特（Scott Beaumont）认为，弥合数字鸿沟应成为亚洲当前数字议程的优先事项。他坦言，疫情使亚洲不同区域和群体间在互联网接入和在线使用方面的差距更加明显，持续扩大的数字鸿沟将加深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现象，威胁着亚洲未来的技术领导地位。

　　而在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支持下，数字治理被视为亚洲国家实现有效危机应对的迫切需要和战略抉择。以中国、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新形势下引领了亚洲数字治理实践，吸引了学者们的研究目光。中国的“健康码”、新加坡的TraceTogether 和SafeEntry数据追踪平台等利用数字技术抗击疫情的举措获得了广泛认可。不仅如此，“数字中国”、韩国“数字新政”、新加坡“智慧国家”等一系列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发布被视为亚洲主要国家数字雄心的彰显，旨在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推动可持续发展。

　　正如凯文·德里斯科尔（Kevin Driscoll）和卡米尔·帕洛奎·贝吉斯（Camille Paloque Berges）所说，互联网具有“本质的多元性”。在上文对亚洲互联网史的阶段性回顾中可以发现，亚洲互联网的研究者为我们提供了极具张力的历史视野，涵盖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丰富的跨学科主题。

　　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学者从整体出发，对亚洲或亚洲某一国家的互联网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与叙述。

　　此次互联网史国际年会上，韩国互联网之父全吉男（Kilnam Chon）梳理了亚洲互联网的发展历程：1950年代至1960年代，计算机通信的开端；1960年代至1980年代，以阿帕网为代表的众多计算机网络项目出现；1980年代，亚洲互联网的开端；1990年代，互联网浪潮崛起；2000年代，互联网走向全球化；2010年代，70%的全球人口成为网民；2020年代，元宇宙、web3.0等新型概念崛起。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全球南方开始普及。传入拉丁美洲地区后，这项技术对该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人们从互联网的技术逻辑出发，试图理解这一具有巨大潜力的交流工具在拉丁美洲的接入和发展。

　　有学者认为，大学、国际组织、政府和私营企业在拉丁美洲的互联网接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更应该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非政府组织承担了大部分最早的技术、教育和组织工作，促进了拉丁美洲的网络连接。

　　与全球趋势相一致，互联网在21世纪初的拉丁美洲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扩张。学术界对这一趋势持乐观态度，尤其是在理解互联网接入对拉丁美洲的社会效益方面。

　　罗伯特·科西克（Robert Kossick，2001）认为，互联网的发展给拉美地区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在该地区的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技术、经济政策、社会思想和政治能产生如此强大的潜力。

　　阿德亚（Adeya，2002）认为，互联网的传播不仅被认为可以促进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可以通过一些直接和间接的渠道减少贫困，如通过远程教育提升偏远地区的教育水平、传播健康信息等。互联网被拉美学者认为是知识、创新和发展的一个关键驱动力。

　　然而我们也无法忽视，在2010年每100个拉丁美洲人中仍有68人无法使用互联网。巨大的进步背后，是社会中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如果互联网的益处只能被那些能够有效访问和使用它的人享受，那么其扩散也可能构成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即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这种风险隐含在数字鸿沟的概念之中。

　　有研究发现，在海地，就像在拉美大多数国家一样，上网主要是一种经济特权；而在古巴，上网是一种政治奢侈品。也就是说，拉丁美洲的大多数互联网用户都是精英，当他们与世界消费者一起进入全球超市，就可以更多地获得稀缺商品，如信息、教育、商品和提升的机会，而这将导致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拉丁美洲的学者还研究了数字鸿沟的另一个层面——互联网使用中的性别鸿沟问题。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巴拉圭7个拉美国家的数据发现，女性被认为不太可能使用互联网，即使是在提供接入的情况下。这一发现表明，拉丁美洲的互联网使用中，性别鸿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接入鸿沟和使用鸿沟，提供使用权并不一定意味着消除整个性别数字鸿沟。

　　随着互联网的扩张，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拉丁美洲的学术研究开始注重社会科学的批评方法，研究不仅关注作为技术的互联网，也更广泛地关注作为政治、社会和经济形态的信息社会。一些更为具体的议题开始出现，如互联网治理、互联网使用、数字经济等。

　　也有学者通过对“地面政治”和“身体领土”两个概念的回顾，研究了拉丁美洲数字社会中的数字殖民主义议题。2022年的一项研究观察了国际学者很少观察的6个国家（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古巴、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拉美（LA）记者与人工智能（AI）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拉美记者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态度和知识存在差异——这可归因于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也显示出与全球北方国家的记者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有相似之处。

　　随着拉美地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与现实生活的联结日趋紧密，其研究的议题也越发多样化和具体化，这些研究不仅填补了现有文献中关于全球南方互联网史论的相对空白，也有助于展现互联网发展中拉美地区自己的声音和特点。

　　21世纪以前，互联网在非洲基本上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媒介,1998年非洲使用互联网的人口仅有0.1%左右。

　　虽然非洲的互联网发展起步较晚，但它是世界上互联网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从2000年到2008年，非洲的互联网订阅增长了1030.2%，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90.6%。这一时期人们对非洲接入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和性别等方面的进步作用开始有了普遍认识。

　　奥利维尔·科德·罗伊（Olivier Coeur De Roy，1997）认为，信息和网络通信技术在非洲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的发展中发挥着根本作用，这些技术已经成为获取知识、交流思想以及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它将为非洲大陆的发展计划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效率，并使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

　　罗伯特·E·辛森和查尔斯·K·D·阿贾斯（Robert E. Hinson & Charles K. D. Adjas，2009）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互联网使用量增加1%与非洲出口额增加2.2%有关，这表明了互联网在降低出口成本，从而增加非洲经济体出口方面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的非洲互联网研究多以进步和发展的目的论模式进行叙述，却忽视了非洲地区内部的差异，仍未从全球北方学术议程对非洲互联网进行的统一、同质的叙述体系中抽离出来。

　　随着互联网在非洲的发展，以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动态互动为基本前提的非洲互联网历史研究开始跳脱总体性的叙述框架，强调互联网全球南北发展的差异性和互联网发展在非洲社会中的异质性，旨在为全球南方的理论发展提供信息。互联网接入的不平等问题以及“数字鸿沟”概念成为非洲互联网研究的重要领域。

　　布科拉·法图罗蒂（Bukola Faturoti，2022）认为，在获得高质量学习方面，疫情扩大了贫富差距，暴露了社会的脆弱性——尽管互联网普及率在过去10年中有所提高，但非洲大陆在将互联网融入学习方面仍然落后，并且在获取在线教育中使用的技术、获取数据和连接方面存在不平等。

　　近几年，一批学者推进了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对非洲政治和社会的影响研究。商业化带动下的移动设备的普及提高了非洲用户的互联网连接能力，这使得互联网与非洲社会和政治的潜在关系成为学界议论的焦点。

　　托克斯·奥耶德米（Toks Oyedemi，2015）认为，在非洲大陆，互联网的使用往往是与其他媒体实践相融合的，这赋予了公民参与和影响社会的能力。

　　恩杜卡·奥蒂诺（Nduka Otiono，2021）认为，非洲公民在数字媒体领域中的作用增加，对整个非洲大陆长期存在的独裁政权产生了极大挑战。

　　克里斯托弗·D·戈尔（Christopher D. Gore，2022）阐述了近年来非洲出现的政治和基础设施悖论：私营企业和政府正在投资扩大和改善基础设施网络，并公开表示互联网接入对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同时，政府正在阻止、限制或威胁那些以挑战国家政治权力或破坏国家道德规范的方式使用这一基础设施的人。

　　David Kurt Herold（2015）等人通过收集1990年至2013年间中国互联网的相关文献，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20余年中国互联网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回顾。他们认为，中国互联网研究仍然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然而，在中国互联网的研究中关于历史的论述似乎仍然处于边缘状态。

　　国内学者对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主要表现为四个层次，即时间层（包含起源在内的演进问题）、空间层（全球与在地问题）、创新层（科技与社会问题）以及媒体层（媒体/媒介与平台问题）。在中国互联网起源方面，以第一封电子邮件为标志的1987年和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的1994年成为时间上的普遍共识。

　　除了起源问题，对关键节点的历史回顾与总结构成了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中重要的部分。其中包括，彭兰的《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闵大洪的《从边缘媒体到主流媒体——中国网络媒体20年发展回顾》，方兴东等人的《中国互联网25年》等。此外，在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互联网50年专刊中，胡泳等人的《中国新媒体25周年——从“信息高速公路”到“未来媒体”的认知跃迁》，刘鹏飞的《中国网络舆情研究发展历程回顾与思考——基于1994-2019年的行情与发展情况分析》等以不同的视角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此外，创业史和企业家的研究受到消费市场的青睐，如《腾讯传》等。

　　通过梳理微博作为社交媒体平台的历史演变（2009-2019年），Lianrui Jia和Xiaofei Han分析了微博如何被平台商品化、政治控制和中国互联网生态发展三者共同推动和相互影响。他们认为，微博已经从一个供公众讨论的在线空间转变为一个具有营销、广告和娱乐用途的平台。

　　吴世文（2022）等人聚焦从社会记忆视角“管窥”中国互联网历史，侧重探究中国互联网的社会史，强调从使用与网民记忆的视角，自下而上地书写中国互联网历史。

　　杨国斌（2009）采取案例分析的微观视角，呈现出中国普通公民的互联网赋能史。

　　在研究方法方面，除了延续国外互联网历史研究的方法，新闻传播学、历史学、信息科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跨学科方法被运用于史料收集、分析、求证和阐释等方面。质性研究中，“媒介记忆”、媒介考古学、访谈和口述历史、网络民族志等方法被运用。同时，量化史学和大数据等量化方法也成为学者们研究历史的路径选择。然而，受到线性史观的影响，较多历史书写仍然采用编年史思维，较少通史逻辑。

　　在此次互联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教授祝建华认为，知识图谱对互联网历史研究起到了如虎添翼的关键作用，即整合或揭示个人传记之间的逻辑或事实关联，验证和补充个人传记中的各类史实，以及提升和构建研究假设以探索历史规律性基础问题。构建互联网知识图谱，需要史料、技术与设备的三方面加持整合。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海外华人学者以及国外学者对中国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兴趣渐长。但是，相较于论文集和全球史编著而言，专著类型较少。尽管如此，中国互联网史在全球互联网史中的影响力还是在持续升温，特别是，在具有标志性编著的文本中，关于中国互联网历史的论述始终在场。

　　Gianluigi Negro（2019）通过分析中国学者和民间社会参与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的过程，呈现了中国互联网治理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并质疑了西方对中国互联网治理本质上是孤立主义的认识。

　　在此次互联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结合中国互联网早期的发展历程，提出互联网能够成为信息基础在早期难以想见，Web 1.0时代暴露了信息信任的问题，“互联网上没总编”成为这一阶段的生动缩影。他进一步认为，技术的进步需要我们及时调整思维模式，如对“互联网是长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观念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研究员郭良则认为，互联网从基础设施到连接方式、连结协议、网络内容都是开放的结构，然而过去对于互联网将来会被政治和商业所掌控的预言正逐渐变成现实，互联网与当初的发展初衷已然有较大的背离，互联网上纷繁的乱象都在迫切呼唤治理模式的改良。

　　中国1994年4月20日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意味着中国完整缺席了互联网前25年的发展历程。互联网早期历史和传统的缺失，日渐成为中国互联网当今诸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比如互联网精神、互联网企业家价值观、商业无序扩张以及中国互联网全球化等。

　　因此，互联网史的研究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尤其是作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中国成为全球互联网越来越关键的推动者和贡献者，这是中国新的历史使命。全球互联网史学术共同体的推动和打造，也将汇入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之中。

　　（载《传媒观察》2022年12月号，原文约23000字，标题为《构建全球互联网史学术共同体的乌镇之约——2022年首届互联网史国际年会综述与评析》，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的阶段性成果，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作者简介】方兴东，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