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加班互联网大厂卷王利器

　　大量打工人快节奏的加班，加出了中国互联网独有的加速度，这样的状态能一直持续下去吗？

　　6月10日-15日，字节跳动向部分员工发起内部调研，询问是否愿意取消“大小周”——“小周”上六天班、“大周”上五天班的制度——回到正常的周末双休节奏。结果出乎外界意料，同意、反对、弃权的员工各占三分之一。

　　6月14日，腾讯旗下的光子工作室群实行新的加班管理机制：除了“周三健康日”晚6点下班，其余工作日的下班时间不得超过晚上9点；全面双休，严禁周末两天连续加班；如有特殊需求，需提前发邮件报备，经由领导审批。

　　6月24日，绕开员工投票环节，另一个短视频大厂快手直接宣布，自7月1日起取消“大小周”。

　　字节跳动和快手是中国新一代互联网巨头公司代表。前者2016年营收仅60亿元人民币，到了2020年，营收翻了近40倍，达到2366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每天进账6.5亿元，全球员工总数已经高达11万人。快手成立于2011年，2020年，其全年营收达到587.8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头部短视频平台之一。

　　光子工作室是腾讯IEG（互动娱乐事业群）麾下四大工作室群（光子、天美、北极光、魔方）之一。《和平精英》《欢乐斗地主》等热门游戏，均出自其手。光子工作室官网称，截至2018年3月，其全球总注册用户超过14亿。

　　多位腾讯IEG员工向《财经》记者确认，光子此次试行加班管理制度，和腾讯内网匿名论坛的一篇帖子有关。那篇帖子里，一位光子工作室员工的家属控诉丈夫工作时间不合理，永远12点下班，违反劳动法。

　　另一位腾讯员工提到，今年5月，一位腾讯实习生坠楼去世；也在今年，光子工作室的一名员工加班至凌晨2点，心脏突发不适，在就医后选择休假。虽然实习生的坠楼被证实与实习工作无关，但这名员工认为，这些事的接连发生，在客观上推动光子工作室立即进行加班改革。

　　这不是腾讯第一次尝试改革。早在2016年3月2日，腾讯IEG四大工作室群就开始推行“周三健康日”晚6点下班的制度。原因是2015年底，IEG的一位员工在周末晚猝死，随后，腾讯游戏高管在内网撰文，反思互娱团队加班强度太大，承诺采取措施减少加班。据腾讯官方微信公众号，推行“健康日”是“为了倡导大家高效工作，杜绝无效加班”。

　　几年来，“健康日”的推行力度不小，甚至出现比较激进的情况：部门之间互相监督，发现员工到点不走，就拍下其工牌，反馈给直属领导并罚领导的钱。但“健康日”的形式大于实际作用，其他时间的加班仍然存在。一位腾讯员工提到，部分负责具体项目的游戏研发部门，会采用“大小周”或“一周固定工作六天”的制度。

　　光子工作室所在的互动娱乐事业群是腾讯加班的“重灾区”，也是腾讯最赚钱的事业部。游戏是腾讯收入占比最高的业务，第三方游戏行业分析机构Newzoo数据显示，从营收来看，2013年-2020年，腾讯始终保持着全球游戏领域第一名的位置。

　　大量打工人快节奏的加班，加出了中国互联网独有的加速度，也加出了互联网公司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水平。

　　在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大厂员工们对加班的吐槽。但真要用脚投票，吐槽是心情，收入才是现实。

　　两位字节跳动员工告诉《财经》记者，他们不愿意取消大小周，因为会影响收入，“算下来一年会少大几万元”。

　　一位前字节跳动人力资源部门员工告诉《财经》记者，有跳槽来字节意向的人员中，介意加班的，只有不到10%，更多人忽略加班要求，看重字节的工作经历以及高于行业一般水平的薪酬。

　　她接触过一位从腾讯来到字节、加班强度明显增大的员工，其跳槽原因很简单：字节开了1.5倍的工资。

　　据她观察，已经达到一定职级，有家庭、孩子需要照顾的，会更介意字节的加班强度；而工作经验在三年以下的员工，基本不会有加班方面的顾虑。

　　这看起来符合认知。职业生涯起步期，员工更关注薪资和经验；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将关注重点转向生活质量。

　　这位前字节HR表示，字节的三餐丰富，下午茶也由知名糕点店提供，品牌零食更是不限量供应，10点后下班可以报销打车费，“把所有后顾之忧都解决了，员工只要安心加班。”

　　几个月前拿到转正资格的字节跳动员工徐林回忆，面试字节时，HR曾问他是否接受大小周，他回复“完全没问题”——为了挤进大公司，工作强度不算什么。

　　他和身边的十几个同事并未收到关于取消“大小周”的调查问卷。网络上的相关消息刷屏时，讨论才多起来。

　　办公室里，意见明显分为两派。年轻的员工倾向取消大小周，为个人生活争取更多空间，徐林便是其中一个。而一些位至中层的老员工，对业务更加熟悉，周末加班不吃力、赚双薪，“还比带娃要轻松”，轻易倒向反对取消的阵营。

　　这与HR不一致的观察，若结合当下年轻人的“躺平”文化和中年人日益内卷的生存环境分析，似乎又符合认知。

　　其实，徐林所在的部门负责对接外部行业，周末对方不加班，部门的工作量也没饱和到需要大小周的程度。可当大家都在大小周的时候，显得格格不入。团建和会议是个好选项。

　　不紧迫的工作，也能挤压生活。徐林说，单休日，他常常要睡到中午11点，吃个午饭，下午又进入准备第二天工作的状态，“麻木又烦躁，无法放松”。偶尔和朋友出去喝酒放纵，也不敢喝醉。

　　字节工作半年，他陷入更大的迷茫。所有双休的工作都对他产生更大吸引力，曾经拒绝加入体制的他，甚至考虑起老家事业编的工作机会。引力

　　杨音在字节跳动较为核心的业务部门任职近三年。收到字节内部关于取消大小周的调查表格时，他没有填写，因为写下答案前需要签署一份严格的保密协议。

　　他支持保留“大小周”，除了需要周末两倍加班费，他还希望老板能实时看到自己为完成OKR付出的辛劳。

　　OKR，即目标与关键成果法（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是互联网大厂常用的跟踪目标及其完成情况的管理工具。字节高度提倡自我驱动与突破，过去三年中，一旦完成关键成果，杨音就得面对更高的目标。只有老板“看见”加班，了解杨音的工作量趋于饱和，OKR的增速才有可能减缓。

　　在他看来，字节跳动的业务仍处在快速扩张期，取消大小周也不能减少工作量，只是换个地方加班。职场社交平台脉脉上，有字节跳动的员工匿名表示，工作量不变、加班工资减少，相当于变相降薪。

　　杨音笃信多劳多得，肯加班就有钱赚，这是互联网公司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平机会，是他上一份在传统行业的工作所不具备的。婚姻储备金、房、车、父母养老等多座大山当前，只有攒够钱，才有可能大胆追求喜欢的事。

　　陈桦在某互联网大厂游戏部门工作一年，有大半年的时间，她都扛着两三个人的工作量，那时，她经常觉得，就算再“多长几双手、多长几个脑子”，时间也不够用。但领导从来不会看到这些压力，只关注项目是否推进。

　　她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第二天早上照常十点到岗。有时周末在家，也要处理工作。公司规定了申请加班的制度，员工的申请经领导审批通过，才能换算成加班补贴和调休。因为流程复杂，陈桦和身边的同事从没申请过。

　　“不管干到多晚，都是自愿加班。”真正的“非自愿”加班只出现在传闻中——她听说，有一次，别组全体成员为处理一个紧急情况，通宵工作，领导觉得组员太过辛苦，主动让他们提交加班申请。提交了申请，就不算“自愿”，有加班费。

　　因为整天面对电脑工作，陈桦的颈椎状态糟糕，需要每周做一两次推拿。她的工作内容涉及创意，庞大的工作量，让她“忙到没有办法思考”，她想的只有“完成工作”，而非“怎么做好”。工作一年，她初入游戏行业时的热情，也渐渐被磨灭了。

　　超长工作时间的挤压下，个人生活被无限压缩。与朋友的联系越来越少，休息时，她除了躺着休息，再没精力做别的事情。很多人羡慕她工资高，她却觉得，加上自己失去的这些，再算时薪，这笔工资就是她应得的，甚至还显不够。

　　今年上半年，硕士生张志加入京东实习时，领导告诉他，“不鼓励加班，工作完成就能走。”但显然，加班才是常态。

　　他发现，很多加班是效率低造成的——早晨到岗后，大家一般先找待办、回邮件、为前一晚的工作收尾，12点多下楼吃饭，13:30午休结束后，才是正式开始工作的时间；做到18:50，去食堂免费吃饭，聊聊天，正式开工已经8点，一晃就到10点——又是加班的一天。

　　去年，某985高校硕士生袁月曾在快手实习。一开始，她到点就下班，也不在公司吃饭。工位之间没有隔板，她坐在第一排，目标明显。几周过去，部门领导找她谈话，批评她下班太早，说这样“影响不好”。两个月后，袁月也开始习惯加班生活。

　　同组一个三四十岁的正式员工，平常在工位上一言不发地干活，到点了就拎包下班。袁月佩服她，觉得她有“反叛精神”，直到部门聚餐，年轻的同事们都暗暗笑话她，还模仿她提包走路的样子，袁月那时才意识到，选择了“早下班”，一定程度上也选择了“格格不入”。

　　那段时间，袁月个人时间被完全打碎。在公司加完班，骑车回家的路上，看路灯下被拉长的影子，是她一天中唯一感到放松的瞬间。

　　两位知情人士的感受是，光子工作室群新制度的执行情况不错。到了规定的下班时间，领导会催促没走的员工离开。晚上9点左右，光子工作室群办公楼的地下车库会排起长队，堵车持续半个小时以上。

　　《财经》记者获悉，其他工作室也在跟进。另外三大工作室群之一的天美，旗下已有工作室开始试行20：30下班、中午减少一段休息时间的制度，有的工作室试行双休，还有的试行单休但工作日提早下班的制度。

　　光子工作室的内部公告提到，新的加班管理机制，目的是保障团队成员身心健康，以及提升效能，但两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知情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光子的团队到了可以减少工作时长的阶段。

　　一位知情人士提到，两三年前，光子与天美内部赛马，同时做《刺激战场》和《全军出击》两款大逃杀类项目，那时，两边都非常拼，“恨不得三班倒”。

　　2020年以前，游戏市场竞争激烈，各家公司的技术水平差距不大，谁先推出项目，谁就能占领市场，项目周期压得极短，甚至短到几个月。现在，游戏市场趋于稳定，基本每个细分类别里，都有难以撼动的头部项目，为了吸引玩家，游戏公司追求“精品”，一款游戏研发周期超过三年很常见。此时再要求员工时刻冲刺，显然不可能。

　　该知情人士进一步表示，如今，光子工作室群凭借国内的《和平精英》和海外的PUBG mobile，已经“不愁吃喝”，目前手头也没有着急的项目，为改革提供可能。

　　《财经》记者获悉，大约两年前，腾讯IEG四大工作室群中的魔方工作室也进行过类似改革。一位知情人士回忆，魔方改革的具体方式是“早来早走”。因为没有类似于光子改革的约束机制，一些团队执行不彻底，导致员工提早上班，晚上加班更晚，工作时间反被拉长。

　　另一位腾讯员工提到，魔方工作室群两年前改革的原因是，其旗下某项目组长期加班到晚上十一点，结果在员工满意度调查中排名公司倒数第一。可是，这次改革“第二周就不好使了，变成早8点上班、晚12点下班。”

　　目前，腾讯IEG各部门工作时间差异较大，也有部门较清闲，10点上班，18点下班，一周工作五天。一位腾讯员工评价，“996”这么长的工作时间并无必要。以他自己为例，除周三健康日外，他的工作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9点，一周五天。一般来说，晚上虽然人在公司，但工作效率偏低，可能会打游戏“摸鱼”。“老板如果看到大家都不在，会觉得项目整体氛围比较松散。下面的人也需要演一演，让老板们放心。”

　　还有一位腾讯IEG员工认为，对研发、美术等依靠公司设备的岗位来说，新政策确实可以缓解部分工作压力；但运营、策划等岗位，无论提前多早下班，回家之后照样需要工作。

　　而另一位腾讯员工表示，虽然进行了改革，但相比外企，国内互联网大厂的工作还是比较辛苦，“革命尚未成功，不要把光子这次的新闻太当回事。”

　　一位腾讯员工的同事小群里，有人发表评价：“难道离开腾讯大楼，企业微信就收不到消息了吗？”

　　袁月每次接到一个工作，都会集中精力、快速完成，随后“摸鱼”；任务完成之后，她也不会马上提交，而会根据紧急程度，拖到快下班或本周快结束的时候，避免工作越做越多。陈桦和同事们的发泄方式是“口嗨”，嘲笑很晚还在工作的同事是“卷王”。这类同事间的揶揄，被她称为“弱者的武器”。

　　“弱者”之中，有人试图改变。一个同事，每晚6:30准时下班走人，之后再也联系不上。对此，陈桦态度矛盾。她知道对方是“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但作为合作伙伴，她的工作进度又因此受到影响。

　　新浪员工刘文是大厂中努力工作的那类人。她每天10点多上班，19点多下班。工作是项目制，平时“小忙”的阶段，她会加班到晚上9、10点；每三四个月一次的“大忙”阶段，下班时间会延迟到凌晨1、2点。

　　刘文觉得，加班是互联网公司默认的“潜规则”，很难改变。这与行业特性相关：大众无时无刻不在消费互联网产品，相应地，大厂员工就得24小时待命。她也提及了一些员工的低效：很多大厂规定的下班时间，与报销打车费用的时间只相隔一两个小时，有些人会为了报销打车费，“混到那个时间点”，或是将下午可以完成的工作拖到晚上，加重了加班氛围。

　　企业内部天平的另一端，老板们似乎与这些员工站在了对立面上。员工们热衷于“摸鱼”、“内卷”、“躺平”的同时，老板们爱聊“奋斗”。

　　一家创业公司的CEO最近频繁直面员工的负面情绪。业绩在快速增长期，公司也在招人，但招聘需要周期，员工们的工作量成倍增加。一天晚上11点开会时，一名员工情绪爆发，说“太累了，不想干了”。他不能理解，“员工承担的任务越多，他的历练也越多，成长得更快，收入也更高，为什么不能接受？”

　　他花了一个小时与这位员工沟通，会议被拖延到凌晨1点，“我也在加班啊，不是只有你累。”

　　良性的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应该是共同成长，工作若以消耗生命为代价，则是得不偿失。但很多时候，员工没得选。中国互联网行业在过去数年间得以高速发展，与“996”密不可分。每个大厂人都像坐上一辆高速列车，上去了就停不下来。

　　工作近一年后，陈桦在没有找好下家的情况下，提出离职，因为“实在是太累了”。为了挽留她，领导把她调去另一个更清闲的岗位。现在，她每天晚上八九点下班，可以花两个小时打游戏，还能去家旁边的饭馆吃饭。她感到自己确确实实是在生活，而不是在大工厂里，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袁月今年毕业，没有给任何一个互联网公司投递简历，最后找到了一份体制内的工作。她听说，同级一个同学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拒绝了快手的offer，选择延毕一年。

　　字节员工杨音则期待更为灵活的解决方式，如允许员工选择是否拿周末时间换钱。“让情愿赚钱的人加班，想要个人生活空间的人双休，或许是缓解争吵的良策。”

　　今天，中国互联网行业已经发展成熟，到了可以改善员工工作环境的阶段。字节跳动、快手、腾讯的尝试证明了这一点；但放眼中国广袤的商业土壤，这些尝试或许连萌芽都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