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网暴者”：攻击与被攻击

　　互联网迅速发展，给人们提供了看世界以及表达自我的新平台，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也有无数人正遭受着陌生人的恶意。网络暴力背后，许多人都想要追问施暴者缘由：为什么要网暴一个没见过的人？明知是错，后悔过吗？……

　　许多个“为什么”需要被解答，潇湘晨报记者对话两名在网络上发表过攻击性言论的年轻人，试图窥探一二这背后的答案。愿屠龙少年，不终成恶龙。

　　2月14日，曾开着拖拉机到西藏自驾游的“网红管管”因遭遇网暴喝农药自尽，年仅38岁；2月19日，网名为“鸡蛋姬”的粉色头发女孩在网络暴力的压力之下抑郁轻生，24岁的人生戛然而止；3月26日，因地震失去一条腿的“钢腿女孩”牛钰在社交媒体说，自己从2021年开始，便不断被网络暴力侵扰……诸如此类的事件还有很多，北京数美科技有限公司曾做过关于网络暴力的统计：仅2023年3月期间，在头部社交媒体、直播和游戏平台等识别到的与“辱骂”相关的标签风险内容，就有4.2亿次。

　　潇湘晨报记者寻找到了两名网暴事件当中的施暴者，他们都曾将恶意施加于人，也曾被舆论反噬。他们的年龄、性格、经历均有异，但回归到网暴这个话题，他们似乎有着某种共性。

　　时间倒回2022年8月，来自汕尾的20岁女孩安妮（化名），在“鸡蛋姬”的短视频下留言：“难看死了”。彼时，安妮觉得自己并没有说错什么话，她认为网络世界是一个窗口，自己只是作为用户表达自我而已。在父母眼中，安妮成绩优秀，是个老实懂事的乖乖女。她说自己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从县城来到一线城市上大学。

　　安妮高中时性格开朗，拿过演讲比赛冠军，还在校运动会参加800米跑步，得了第二名。学校老师想让她进田径队参加县级比赛，但被父母阻止。他们觉得，女儿就应该好好学习、刷题，上一个重点大学。为此，安妮父母来到学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她拽到办公室，向老师说明情况。“不要让我孩子参加这些‘乱七八糟’的活动。”安妮至今记得父亲当时说话的口吻。

　　下课铃响，安妮回到班里，几个同学凑了上来把她围住，有人说“你爸爸看起来很凶，像杀猪的”。安妮说不清自己那天到底是怎么过的，她待在学校厕所，把门死死扣住暗自流泪。

　　班里开始有人在QQ空间里说安妮父亲来学校的事，评论区是阵阵调笑，连安妮曾经的好闺密也不再和她结伴。这样的日子，安妮熬了三年。她跟父亲说了学校的情况，可父亲让她别理会，读好书就行了，为了避免“干扰”，父亲还没收了她的手机。

　　“好好读书，考上了好大学，会有新生活，也会远离那些孤立自己的人。”安妮这样想着。

　　但安妮没想到，读大学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她发现，同学之间的话题，自己总插不进嘴，大家谈论的电影、明星、星座，她都不了解。最重要的，是吃穿用度带来的落差。

　　安妮记得，那是2020年年中，她在同学群里看到一则关于视频博主的推送，内容大致是，一女大学生博主在短时间内涨粉100万，随后进军直播带货，赚得盆满钵满。看完之后，安妮不服气。父母一直告诉她读好了书就能拥有一切，但她觉得，自己就算读了大学，处境和在高中厕所里偷偷哭泣时没什么两样。

　　当时，安妮坐在宿舍的书桌前，面前是无印良品的小化妆镜。有次，安妮和室友去逛街时在门店看中这款镜子，但店里要卖65元，回到寝室后，安妮在淘宝上下了单，20块包邮。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安妮拿起手机，在那个博主的视频底下说了一句：“丑死了，烦。”

　　“留言被人看到了，下面还有人赞同我。”安妮并未感到开心，但她有种莫名的存在感，只记得“被人看到了”。

　　那天后，她流连于各个社交平台的弹幕区、评论区，经常发些刻薄的评论。最疯狂的一次，是2021年的国庆假期，安妮从学校回家过节但没带钥匙，只好花100块请开锁师傅。在等待师傅上门的时间里，她“火力全开”，对着哔哩哔哩一位弹唱的博主发出了20多条带攻击性的弹幕。约20分钟后，开锁师傅赶来帮她打开家门。由于安妮的不友好发言过于集中，她被该视频平台禁言7天。

　　2023年2月19日，网络上传出“鸡蛋姬”去世的消息。当时，安妮正在刷微博，她起先不相信，毕竟只是微博上一些碎片信息。第二天，陆续有媒体报道此事。“她真的去世了。”安妮觉得自己伤害了对方，她找到“鸡蛋姬”的主页，看到其最后一条微博是去年11月底发的——“鸡蛋姬”收到一封网友的手写信，内容是希望她早日康复。

　　去年8月，染了粉色头发的“鸡蛋姬”在哔哩哔哩上发布视频。安妮在下面留言，指责“鸡蛋姬”炒作、卖惨。她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发了一个“普通”的评论，不会有任何风波，却没想到因为大批量的恶意评论，“鸡蛋姬”陷入抑郁之中，严重时入院治疗。

　　网友们对此激愤不已，不顾一切地寻找网暴“鸡蛋姬”的人。很快，安妮被网友“扒”了出来。网友们在她各个社交媒体的评论区“爆破”，并称要上门找她“对线”。

　　安妮在评论区挑了几条留言，耐心地解释自己为何要发那样的言论，她觉得自己并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她认为“鸡蛋姬”事件的重点是，某自媒体盗用了她的照片进行传播和“诈骗”，媒体和网友为什么对此不进行追问？

　　彼时的舆论已不受控制。安妮的微博里有不少关于追星的内容，网友们截下了其中的一些内容，说安妮是疯狂的追星女孩。那段时间，安妮用“精疲力竭”来形容自己。她来不及截图评论，只想删除一切相关的内容。她感觉自己被网友恶意伤害了，于是追到“鸡蛋姬”的社交平台留言，想要解释误会。可留言又再次成为“证据”，网友们抓着她的评论，说“就是她，之前说卖惨的，凭什么现在还出现”。

　　“我好像没准备好在网络上遭遇这么多。”安妮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是舆论的反噬。

　　有名参与“鸡蛋姬”事件的网友告诉记者，他就是见不得安妮这样随意发言而不顾及别人感受的人。他承认自己当时就想用语言激怒安妮，再质问和引战，直到安妮“破防”拉黑他，他借此获得胜利的快感。

　　半个月后，安妮的评论区才逐渐平息下来，她清空了所有社交媒体的内容，想要做一个隐身人。不过，她不敢轻易退出和卸载自己常用的一些账号，因为所有社交联系人都在上面，不用它们就意味着失去了绝大部分的社交关系。

　　把所有事情处理完之后，安妮愣了很久。“我也是受害者。”安妮说，“如果我不说那句话，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2023年2月20日，安妮独自坐在家中的电脑桌前。室外的暴雨毫无顾忌地洒下来，打在窗檐上发出声音。她走了神，电脑屏幕上依旧是“鸡蛋姬”的微博画面。安妮无法解释为什么要对一个陌生人暴露出一种敌意，以至于用语言进行“攻击”。不过，自从自己也被网暴之后，她很少在互联网上对事件表达自己的观点。

　　2023年2月的一天，26岁辽宁男生大力（化名）打开哔哩哔哩，在博主“网红管管”的视频中留下弹幕：“好好工作不就行了，死了能怎样？”敲击完键盘，大力盯着弹幕在手机屏幕上从右往左划过，有人表达惋惜，也有人攻击像他一样的网暴者。看到后者这些内容，大力觉得自己被“戳”到了：“他们凭什么骂我？”

　　大力来自辽宁，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做运营，月收入过万元。家里亲戚聊起他，总是用“在北京”三个字彰显他们的骄傲。大力的父母形容他是“温吞水，平时不爱说话，甚至有些沉默”。家人一直担心他的婚姻大事。2018年，大力在北京和女友同居，两人打算在几年后完婚。但2020年3月26日15时21分，大力和女友分手了。第二天，他把自己的故事发上论坛，本想引来大家的同情，结果评论区骂声一片——大力被网友们形容为“舔狗”“脑残”“恋爱脑”。

　　大力感觉自己被社会抛弃了：“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他与众多网友展开了“骂战”，在评论区一个个反击，解释自己不是“舔狗”，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只是被分手了而已，原因是他在存款数额上对女友撒了谎。但没有人要听解释，大力说得越多，嘲笑也更多。“活该被甩。”大力对此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无奈之下，只好把帖子删干净。

　　他开始变得容易爆粗口，也易怒。有一次，他在直播间买的一个煮蛋器，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但他没想到退货，就直接来到直播间，不停地发留言骂商家。大力记得，他发出骂主播的言论后，评论区内有不少人响应。最后，原定2小时的直播，主播只进行了1小时左右就离场了。

　　更多的时候，大力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刷手机看到什么总想着点评几句。比如，看到有博主发布钓鱼的视频时，他会说“搞这么半天，一条鱼都没有，姜太公都没你这么傻”。去年4月，他点进了“网红管管”的直播。管管在直播中称自己准备买一个驴车环游西藏，大力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嘲讽。如果不是“网红管管”去世，大力甚至都记不清自己曾在他的直播间留过言。大力觉得，“黑红”也是红，“互联网平台上，你选择要流量就要有牺牲”。

　　在网络世界里，大力感觉自己是个“斗士”。他觉得，网络世界更像一个倾泄窗口，对着视频写下几句骂人的话再立马离开，这会让他感到放松。

　　“网红管管”孙凡宝的妻子至今不解：“他就是去西藏散散心，拍了些东西，为什么要骂他？”

　　从事心理咨询6年的咨询师郑巩向记者解释，回溯安妮和大力过去的经历，他们施暴时的状态，可以解释为他们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反抗”，心理学上将其定义为“自骗性防御”。“他们一方面在反抗曾经‘懦弱’的自己，将这种情绪转移在网络中；另一方面，他们在‘施暴’中获得自认为的解脱，以为获得了掌控自己的力量。”郑巩说。

　　安妮与大力都并非孤例。许多网暴的施暴者身上都有种共性——在数字媒体快速发展时代，他们被手机、电脑包围，生活中无法散去的情绪，皆由网络世界承载。网络世界一方面放大了语言的攻击力，另一方面又给了“他们”输出的窗口。

　　记者通过网络找到一名曾遭遇过网络暴力的受害者——28岁的上海人李峰。李峰告诉记者，自己曾针对某社会事件发表过个人观点，没想到引来一些意见相左的人的攻击。面对铺天盖地的负面评论，他完全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网络暴力甚至还指向了他的家人。李峰果断关闭了微博私信功能，开始向平台投诉并不停修改ID，处置方式果断迅速，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更多的心理伤害。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几条转发内容给吓到了——其中一个网友“扒”出了他很久之前发到网上的一张照片，转发时附了一句“垃圾”。遭遇网络暴力之后，李峰至今都鲜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个人观点，他说自己有些倦了，有些事情在互联网上只会越描越黑。

　　澳门城市大学的周曼丽教授在《从因网络暴力自杀的例子分析青少年从众心理》一文中表示，当网暴的阀门被打开，施暴者背后的真实动机，或许并不能用泄愤、撒气、报复而一言简单蔽之。

　　在短视频平台从事直播运营的工作人员许奕（化名）认为，“网络暴力的问题，不是出在亡羊补牢阶段，而是在第一根栅条松动之时，网络暴力的发生有时就是因为少了一把‘戒尺’”。

　　在一项调查报告中，当年轻人被问及哪个主体能更好地应对网络欺凌和威胁时，大多数人认为，社交媒体平台（33%受访者选择）和网站用户（35%受访者选择）至关重要。许奕对记者表示，平台在紧急情况下，除了可以实行限制网友评论、过滤不当言论等常态化保护措施外，还能从限制匿名用户发布不当言论、对于违规的言论进行拦截和删除等方面，来防范网络暴力的发生。

　　记者以与网暴案件最为相关的“网络侵权责任”“名誉权”“隐私权”“诽谤”“侮辱”等为关键词，从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渠道，选出了近五年间具有代表性的30份网暴案件的裁判文书。统计这些文书后，记者发现，在24起原告胜诉的案件中，有14起案件的原告获得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形式的赔偿，其中赔偿金额上万元的有4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