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上学”一场家庭教育实验

　　今年5月末，我在大理偶然结识一位母亲，她没有送女儿去学校读书，而是在家学习。

　　作为小镇做题家的我，忍不住怀疑：不去学校真的可以吗？父母在家教育能否替代学校教育？孩子长大后，该如何融入同龄人群体？

　　而后，我发现了一个名为“在家上学联盟”的豆瓣小组，意识到这样的家庭并非个例。在外界眼里，这个群体处于中产阶级，经济优渥、教育资源丰富。但事实上，其中也存在不少草根力量，他们没房没车，教育孩子的过程，像是“摸着石头过河”。

　　通过多方辗转联系，我找到几个在家上学的家庭，他们也愿意聊一聊自己的经历，以及这种教育方式为生活带来的改变：

　　武汉妈妈王芳，为了避免女儿压力过大，辞职在家亲自教育孩子；山东爸爸宇斌自己有过在家上学的经历，认为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学历更重要；患有ADHD（俗称多动症）的21岁女孩Cano，觉得在家学习是特殊孩子的一种出路；早慧的荔珂则认为学校上课进度慢，不如自学效率高。

　　或许是作业多、压力大，或许是拥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他们踏上了这条与主流教育方式不同的路。在家上学像是一场以家庭为场所的教育实验。其中的收获与代价，都是这场实验中的真实折射。

　　武汉妈妈王芳从前没想过让孩子离开学校，直到她发现女儿贝贝的状态不对劲，“每天早上她都会流着泪，问我可不可以不去学校。”

　　2018年，王芳的女儿贝贝7岁，王芳送她去附近的公立小学就读。学校规模很大，每个年级有9个班，每班约60人。学生数量多，为了方便管理，老师往往会制定严苛的班规：比如课间不能离开座位；上厕所需要申请，通过后统一排队去……

　　贝贝性格乖巧，严格遵循老师提出的要求，她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但班级里的条条框框、老师脸上的严肃表情以及写不完的作业，时常让她感到紧张和压抑。

　　老师要求孩子们腰挺直做好，脚并拢着地。但贝贝个子小，挺直坐的话，脚会悬在半空，她就勉强自己半站着。就这样，她维持着别扭的姿势，整整一天。

　　超额的作业，也常常让贝贝做到深夜。王芳自认为是开明的妈妈，安慰女儿：“我帮你写，你只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就好。”

　　但贝贝并不领情，她撕掉了妈妈写的作业。王芳先是怒不可遏，冷静下来后站在女儿的角度思考这件事，“她或许以为妈妈站在老师那边，一定要她完成作业。即使是假的完成，也要完成。她不喜欢这样。”

　　王芳理解孩子，也不禁在想：老师布置超额的作业，学生做不完，家长只能帮忙。老师对于家长的“帮忙”，真的完全不知情吗？

　　“双减”后，学校将作业称作“课堂练习”，将考试改为随堂测验。对老师而言，学生的成绩跟绩效和荣誉挂钩，因此有动力研究这些。部分家长也信奉题海战术，当作业量较少时，他们甚至会去找学校问责。

　　当过量的作业转化成心理上的焦虑，贝贝不受控制地咬破自己的指腹，“怎么咬成这样了？”王芳发现后吓了一跳。

　　反倒是上网课期间，贝贝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她和朋友们聚集在小区里滑滑梯、玩游戏。王芳的丈夫用粉笔在地上写：还是上网课开心一些，对吗？

　　王芳想过给孩子换学校，但她发现市区学校对孩子教育更加严格，至于那些注重学生身心发展的私立小学，作为普通收入的家庭，他们无法负担其高昂学费。

　　她和丈夫商量了一番，以孩子身体不适为由，跟学校沟通保留学籍，让贝贝试着在家上学。而王芳辞职回家，辅导孩子学习。

　　丈夫问她，“你准备好了吗？”王芳回复，“我宁愿这样，也不想看孩子每天流泪”。

　　课业压力大的情况也发生在山东。一位叫宇斌的父亲发现，女儿天虹自从上小学后，即使不偷懒，作业也得写到夜晚近十点。

　　宇斌试图跟老师商量，给女儿减少作业量。这一招曾经奏效。直到小学四年级，天虹的班主任不再允许特例，“要么每天按时上课、完成作业，要么别来学校！”

　　宇斌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指出威胁不让孩子上学，不符合义务教育法。老师回复他，“这是校长说的。怎么着，你比校长还大？”

　　那一刻，宇斌对学校充满了不信任感。他觉得老师试图用“谁（地位）更大”来反驳他，是件很可怕的事。当教室的门被关上，老师的地位最大，面对一群孩子，他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

　　而在此前，天虹的老师甚至鼓励学生在考试中进行“合作”。“如果后桌的同学想看你的试卷，不用挡那么严实，都是自己班同学，提高的也是班级成绩。”

　　当孩子无法在学校获得更优质的教育，亦或者上学本身令他们感到不适，离开学校，成了部分家庭的选择。种种因素下，宇斌家一致决定，不再让天虹去学校上课。

　　“既然在家上学，就要好好做个规划。”这是王芳最开始的想法，她希望制定时间表，合理安排贝贝的学习和休息时间。

　　实践过程中困难重重，她既要带孩子学习，又要做家务，计划赶不上变化。丈夫也劝王芳，既然孩子在家学习，就不要再拘泥于学校的管理方法。

　　后来，王芳采用了以“玩为主，学为辅”的教育模式，每天抽出两个小时陪贝贝学语数英三门学科。王芳从前是外贸公司的职员，英语不错，她会陪着孩子读牛津英语绘本、听英文小说。至于语文和数学，她则让贝贝跟着教材和网课的进度，每天做两页练习题。

　　剩余时间，贝贝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贝贝喜欢绘画和捏粘土，她对色彩很敏感，曾经照着游戏角色，捏了一桌子泥娃娃。有时她还会在社交平台上连载漫画故事，六七个月时间，积累了一万多粉丝。

　　相比在学校，贝贝回家后放松了不少。不过王芳和丈夫也发现，由于缺乏足够训练，贝贝做题时需要思考很长时间，在争分夺秒的考场上不占优势。但他们认为，为了考试而牺牲孩子成长中的自由度，并不划算。保有学习和思考的热情，贝贝的未来才能走得更长远。

　　有些孩子讨厌数学，在枯燥的学习过程中丧失了对数学的兴趣。而贝贝非但没有抵触情绪，反倒会用数学解决生活里的问题。比如当她想获得游戏皮肤，就必须用简单的公式，来计算自己需要玩多长时间。

　　如今，十二岁的贝贝，甚至学会了通过互联网赚钱。她做游戏代购，每次抽取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的佣金。为了推广自己的服务，她还注册了短视频账号，自学视频制作和剪辑。

　　“在生活中发现和体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王芳和丈夫希望贝贝能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如果所有事都由家长告诉孩子该怎么做，小孩没有处理问题的经验，也无法承担责任。”

　　自学，是在家上学的重要部分。在八百多公里外的山东，宇斌的女儿天虹，同样是通过自学，学习课本上的内容。有时她会做一些奥数题来锻炼思维。简单的题目，40分钟就能搞定；遇到难题时，她会花上两到三个小时。

　　其余时间天虹都在阅读，宇斌办了三四个借书证，他们每隔一两周去一次图书馆，借小说、杂志、四书五经等书籍。

　　宇斌常常带女儿研读《春秋左传集解》。这是一套关于《春秋左氏传》的注解，详细记叙了春秋时期从鲁隐公到鲁哀公的历史。

　　为什么天虹会对史书感兴趣？宇斌认为这跟孩子的性格有关。“对她而言，（在学校）最大的痛苦不是题目太难，或者自己被批评。而是明明事实是这样，为什么学校或者老师不认账？明明我实话实说，为什么反倒被针对了？”

　　以宋襄公的故事为例，两军对战时，其他人劝他偷袭敌军，但他觉得趁人之危是不公正的，拒绝提议，最终打了败仗。

　　很多人取笑宋襄公死心眼，但天虹却从中得到了疗愈。“原来还有很多人，他们也在推崇这种有原则的做事方式，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在这种教育理念下成长，你会不会担忧未来孩子长大，在社会上可能会碰到更多挫折？”我忍不住说出自己的担忧。

　　“她终究会遇到适合她的群体……很多时候，如果你奋起反抗，也抵抗不了对方，战术性撤退并不可耻。就像我们家抵抗不了老师（的教学方式），选择了退学。”宇斌答道。

　　在家上学，家长和子女的相处时间被无限拉长。他们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贝贝不再去学校后，王芳成了家庭主妇，这一度让她陷入抑郁状态。她觉得自己没工作、没收入，不再是独立女性。焦虑、痛苦和愤怒的情绪，时常萦绕着她。

　　有次家里几只猫随地小便，王芳气得拎起猫，猛地一下扔到沙发上。这个场景吓坏了孩子，贝贝和弟弟跑过来抱住王芳的大腿，“妈妈你不要打猫了”。

　　“你们会不会觉得妈妈是疯子，是一个很坏的人？”王芳的情绪有些崩溃。但是孩子们接住了她。“你不是疯子，你是心情不好才打猫的”“不要紧，我们一起把地板擦干净”。

　　听到这些话，王芳泪如雨下。她觉得孩子们在用行动告诉她，不管妈妈什么样，他们都会无条件地爱她、理解她。

　　王芳心里曾有一个关于“理想小孩”的模板，但在育儿过程中，她逐渐放弃幻想，接受身边真实存在的小孩。她和孩子都在练习着无条件爱对方。

　　贝贝的英语口语不错，邻居们询问后才知道这是妈妈的功劳，纷纷把孩子送来王芳这里学英语。

　　王芳发现，原来只要自己愿意，随时能赚到钱，不需要依赖丈夫。丈夫时常肯定她对家庭的付出，女儿的状态也越来越好。渐渐地，王芳不再焦虑。她意识到自己在家教育孩子，同样具有价值。

　　当孩子在家上学，父母中总会有一方需要做出牺牲，暂时放弃事业，接下教育孩子的重担。在宇斌家里，他是辞职的那一个。“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模式并不常见。但宇斌表现得很坦然，“我们只是选择了各自擅长的事”。

　　选择主流之外的教育方式，解放孩子天性的同时，往往也意味着成为异类，父母和孩子都需要承受更多来自外界的压力。

　　离开学校后，天虹只能在放学以及周末时间，跟同学们一起玩耍。后来听说老师下了禁令，禁止学生们和天虹一起玩。为了不给同学添麻烦，天虹主动疏远了他们。之后的两年，天虹通过夏令营和各类校外活动，结交其他同龄玩伴。

　　临近小学毕业时，天虹还是希望能跟同学度过最后的童年时光，因此重新回到学校。

　　孤立和排挤没有随之消失。做课间操时，她和关系不错的同学站在一起，班长会强行拆开她们，甚至因此抓破了同学的手。天虹在复学日记中写道，“班长的嚣张，是性子里生来就有的？还是被老师默许惯出来的呢？”

　　由于忍受不了学校里的压抑环境，复学不到两周，天虹再次回到家里。小升初考试，是她和学校最后仅有的交集。因为长时间不接触考试，她的成绩处于中下游。

　　不可否认，在家上学，是个蕴含风险性的决定。而父母们之所以愿意冒风险让孩子踏上这条“不一样的道路”，与他们的过往教育经历相关。

　　王芳是大专学历，丈夫毕业于985本科。不过丈夫并没有名校光环，相反他觉得自己的同学“挺无聊”，一直都在攀比谁更擅长考试。

　　他更愿意听王芳讲大专同学的故事，看那些没那么擅长考试的人，如何寻找自己的生活轨道，获得幸福。他们也怀着这样的好奇去观察贝贝的成长道路。

　　身边有不少朋友说“你们看得太开了，难道孩子以后不上大学吗？”但王芳和丈夫没那么在乎孩子的学历，更在乎她能不能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退一步讲，如果孩子以后真的需要学历这块敲门砖，也可以通过成人高考或自考获取。

　　王芳夫妇成长于“唯分数论”的教育环境下，这曾给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留下深刻的阴影，即使到了四十岁，他们仍会做与考试有关的噩梦。

　　“高考是中国人特有的噩梦。很多人认为这是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但也不能忽视它给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王芳称，这种压力不仅出现在高三，而是从高一、初中、甚至小学就开始弥漫。

　　小学时，王芳的数学老师会写满一整个黑板的口算题。按照顺序，点名学生来回答，还要比哪个小组答得最快。

　　这件事给王芳的童年带来很大压力，她算数的速度很慢，一慢下来，就会给组员拖后腿。看着满满的黑板，她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只能僵在原地。

　　这位数学老师后来成了王芳噩梦里的主角。如果老师在梦里说“今天先不做卷子了”，她就会如释重负地松一口气。

　　“We survived.（我们活了下来）”王芳和丈夫自称是学校教育下的幸存者。他们认为即使上过大学，也不意味着未来人生会更加顺利。相反，有些家庭为了孩子上好大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

　　这种想法和宇斌不谋而合。宇斌曾是学校里的反叛者，读书时，因为不写作业，他经常被老师罚站，大部分时间在走廊里度过。

　　他没参加中考、没上高中，但他没有厌学心理，事实上他常常去图书馆看书，频率高到每个工作人员都认识他。换句话说，宇斌自己有在家上学的经验，无形中也为女儿探清了前行的道路。

　　“拿出各自的学历证书来比，脑子有坑的人才会这么干。”宇斌不认为，初中学历给自己带来了哪些限制。相比学历，他更看重孩子独立思考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宇斌觉得，很多人对在家上学有误解，只注意到“在家”两个字，以为孩子在家什么都不用学，而事实并非如此。

　　他将学校教育形容成流水线孵鸡蛋，“如果孩子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孵化，会被当作坏的蛋处理掉。但或许只要再给他们一天时间，就能破壳而出。”

　　今年21岁的Cano，从高中开始在家上学。她认为这至少是特殊孩子的一种出路。她患有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一进入学校的压力环境中，就会频繁发烧、便秘，因此经常请病假。她的社交生活也充满困难，想跟同学一起玩耍，却常常遭到拒绝。

　　进入初中后，Cano的状态依然没有好转，甚至变得更糟糕，她决定在家学习。在她看来，如果父母能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在家学习可以探索多样的学习方式，效果会比学校更好。

　　这些年，她通过上网课和一对一私教的方式，学习文学、心理学、宗教和古希腊语等课程。最近她正在申请英国和欧洲的学校，打算出国读文学或哲学专业。

　　还有一位叫荔珂的女孩，选择在家上学，是因为嫌学校上课进度慢、内容枯燥，满足不了她的学习需求。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二，她一直在家学习。后来去了国际高中，她依旧以自学为主，并通过多门大学预科考试。

　　现在的她，一边在加州大学全奖攻读法学博士，一边在好莱坞环球影城实习。上司很愿意花时间告诉她，怎么读懂合同的细节和注意事项。她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充实又开心”。

　　不过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别人家的孩子”。在过往的漫长申请季中，她也在慢慢降低预期，最终接受“我只是个还不错的普通人”。

　　为了方便在家上学的家庭相互交流，Cano创办过一些社群和组织，因此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家庭。她坦言，“这个圈子比较鱼龙混杂”。

　　不得不承认的是，经济基础较好的家庭往往在教育方式上有更多的选择权，更多的教育资源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的费用，而这并不是每一个普通家庭都能接受的。

　　学校教育和在家上学，也从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面。选择在家上学的家庭，也不代表他们未来会彻底拒绝学校。这更像是人生某个阶段的生活发生转变，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家长需要综合考虑后再做决定，无论选择哪种教育方式，后果都需要孩子来承担。

　　上初中后，天虹回到学校，宇斌照常跟老师沟通降低作业量，老师同意试试看。从初二开始，天虹的成绩一直是班级第一。每次临近考试，天虹会着重复习自己的薄弱点。同学很诧异“你怎么知道自己哪些地方掌握得不好？”天虹更诧异，“你怎么能不知道？”

　　宇斌用徒步举例：独自一人徒步时，因为怕走错道，会时时刻刻对标指南针。很多人一起走的时候，有安全感的同时，也可能会失去自我审视和判断。

　　去年，天虹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按照她在市里的排名，未来或许能考上985大学，她打算读古文献学专业，这是她一直以来的兴趣。

　　今年6月，贝贝也回到学校参加小学毕业考试。王芳问她愿不愿意上初中，贝贝想了想，觉得可以试试看，现在的她已经不害怕学校和老师了。